1971年7月摄于果洛州大武河畔
编者按：
今年四月份以来，潘炜先生抽出了大量时间，将他在青海省军区政治部、青海省军区咸阳干休所、兰州军区西安翠华路第二干休所、中国农业银行西安分行、陕西长安书画研究院工作期间，在各种报刊、广播电台刊登、播出的新闻报道、通讯、散文、游记等数十篇稿件，进行整理，准备集结成册，出版发行。书名叫做《我看人生这些年》。
最近，他又抓紧为此书补充写作了数篇文章。今天在此，先刊登七千多字的《我骄傲，我曾经是高原骑兵》，让读者了解一下当年的骑兵生活，也在此征求一下读者意见，以便修改后，收入书中。
我骄傲，我曾经是高原骑兵
潘炜
1968年2月29日，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武装部在我们的入伍登记表上，盖上了鲜红的印章，我们西安市26中的王东成、张小宝、李长喜、霍探玉、潘国民、雒铁毛、翟寅山和我，八名同学的军龄就从这一天开始计算了。 3月6日，我们在含光路的陕西省卫校集中，并穿上了绿军装。 3月7日下午，我和西安市的入伍青年们，在西安西站乘上了西去的绿皮火车。 火车开出不久，接兵的干部便给我们发放了十一元的津贴费。由于我们穿的是普通的军裤，所以我们猜不到我们是什么兵种，只知道内地当兵的津贴费是六元钱，我们比他们多，我们去的地方不会太近。过了兰州，车还继续往前开。又过了大半天，我们在西宁火车站下了车。在车站广场集合时，我们才隆重的知道了我们是果洛军分区的兵。但是，那里由于大雪封山，道路堵塞，汽车无法行走，我们只好先住在西宁市的青海民族学院，进行新兵政治教育和队列训练。
3月25日，接到通知，说我们可以前往果洛了。26日一大早，我们和在西安社会上招收的几位新兵，以及陕西黄陵县的88位新兵、青海本省分到果洛的新兵一起，乘上汽车九团的解放牌大卡车，坐着自己的背包，面对面、背靠背，每辆车坐上30个人，正式出发了。政治教育时，接我们的祁干事，给我们讲了果洛的地理位置、人文、经济、特产，说得大家心里都痒痒的，急切地盼望着赶快到达我们部队驻地，因为那里是祖国的一个好地方。一路上，我们这些小年轻们豪情满怀，群情激昂，大篷车里谈笑风生，歌声不断。过了海南州州府共和县，虽然全成了石子路，但还算顺畅。过了花石峡，去往玛多中队的战友向西去了。过了昌玛河，达日、甘德和班玛中队的战友，也要与我们分手，向南继续前进。因为大雪封山，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地方领导和干部，我们分区机关滞留的同志，也要在这一天，和我们分到独立骑兵连的新兵一起乘车，还要向东驶去，向果洛进发！
我们越往前走，海拔越高，气温越低。三月的唐古拉山，依然冰天雪地，零下30多度的气温滴水成冰。到了玛积雪山的三十里沟，道路封堵仍然十分严重。公路道班的工人们，接到命令，做好了用推土机为我们军车开路的准备。我们一到，马上都紧跟在推土机后面，他们推一段，我们走一段。因为，稍微动作慢了，大风就会将周围的积雪，又吹到路面上，看不出哪里是道路来了。走着走着，有一段路面，结冰十分严重，路面非常光滑，汽车开上去后，只见轮子飞转，汽车就是原地不动。接兵干部只好脱掉自己的皮大衣，铺在冰面上，以增加轮胎的摩擦力。我们全体人员也跳下汽车，一起用力，推着汽车前进。这时我们才感到，可能更大的困难还在后边等着我们，周围放眼望去，到处是皑皑的白雪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我们汽车右侧是两三层楼高的雪墙，左边则是看不到底的万丈深渊，令人胆战心惊。迎面刺骨的寒风，像小刀子一样，狠狠地划着我们的脸庞，又堵得我们喘不上气来。我们呼出的热气，凝结在眉毛上、皮帽子上，瞬间变成了冰块。老天爷在这里真是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，我们一路上兴奋的心情，一下子飞到了九霄云外。
在三十里沟中部，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由于我们的汽车行驶十分缓慢，走一走，停一停，又不能熄火，所以水箱里的水消耗太多，竟然被烧干了。这时，只见我们的司机，将雪块放在了铁桶里，点着了喷枪，在雪块上和桶帮上喷烤，但由于气温太低，烤了好长时间，也没化成多少雪水。实在无法，他急中生智，让我们全部下车，排着队对着脸盆撒尿，尿满一盆，向水箱里加上一盆，直到加满水箱，发动着了汽车，大家这才算松了口气。
车缓缓爬行到尼卓玛山的最高端，空气更加稀薄，我们坐在车上，手脚也冻得失去了知觉。这时，我们的战友潘国明，突然倒在了别人怀里，不省人事，叫也叫不醒。大家不免都吓坏了，不知所措，有的赶快抚摸着他的胸口，有的喂水，有的掐人中。后来司机停下车来，从别的车上叫来了随队医生，给他插上了氧气，注射了强心剂，他才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缓过神来。军医说，一小时前，另一辆车上的祁干事也因高原反应，发生了昏迷，他通过道班工人，已经给分区打了电话，让派救护车，到前边好走一点的路段来接应一下，先送他们尽快到分区卫生所，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。
三十里沟，三十里的路，我们竟然走了一天一夜。皮大衣铺路、汽车加尿、抢救战友，也成了我一生中，心里永不磨灭的故事。这也是我们当兵生涯中，对我们的第一次严峻考验，我们都坚强的挺过来了。这条路，后来多少年就没有改变过。记得有一年，又是这地方雪堵封山，道路不通，七月一日，我们才看到邮电局刚刚送来的，刊有“元旦社论”的报纸。
从西宁到果洛州共625公里，我们竟然用了6天时间才把它跑完，直到3月31日晚上八点多，我们总算到了部队的驻地——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府玛沁县（亦称大武），等候我们多时的独立骑兵连的老兵们，都跑来敲锣打鼓的欢迎我们。
到了连队，我们和青海本地的汉族和藏族战士们分在一起，开始了新兵训练。上午为“天天读”，主要学习毛选，下午为“天天练”，主要练习军事技术，如队列和射击、刺杀及马术等课目。学习骑术时，先是由老同志牵着马，我们骑上在操场上转圈。随后老兵丢开缰绳，由我们左手握住缰绳和马鬃，右手抓住马鞍子，左脚踩上马镫，练习“上马上”、“下马下”的动作。再后来，就由我们自己骑上马，一个接一个在操场上由慢行到快跑。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就有不少人从马上掉了下来，更别说后来骑上马，往几公里外的东倾沟跑了。路上，马挖起了蹦子，速度很快，几个新兵蛋子掌握不好平衡，眼看着都从马上摔下来了。我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，在巷子里见到马车经过时，都离得远远的，生怕马撂起蹶子踢了自己。现在，我们穿上了绿军装，成了骑兵战士了，再胆小，再害怕，硬着头皮也得骑上去，绝对不能当胆小鬼和逃兵。逐渐的，每个星期六上午，全连120人骑着马，进行20公里的“压马训练”时，我们也就慢慢适应了。每次压马时，100多匹马的队伍，一匹马和一匹马相隔一匹马的距离，前后拉开也要几百米长，在州上的公路上，一字排列开来时，也是十分壮观威武的，每当这时，都能吸引许多路人前来观看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光荣和自豪感，我们在心里说，我们骄傲，我们是高原骑兵!
潘炜在执行任务时，与自己军马的合影
人们常说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这句话用在骑兵身上也是再确切不过了。骑在马背上，上山难，下山就更胆怯了。做为一名熟练的骑手，不仅要做到人马合一，而且还要有驾驭它的本领，这本领没有一两年的功夫是不行的，而光有技术，没有胆量也是不行的。现在想起来，不是穿着那身绿军装，也不会有那样的胆量。
马正常前进时，是分为“走马”和“颠马”的。“走马”即是左前腿和左后腿同时前进，是“一顺顺”，但骑上这样的马，人的上身比较平稳，比较舒服，而“颠马”则是左前腿和右后腿是一起迈步的，人骑到上边，上下颠簸，要不了多久就会翻肠倒肚，疼痛难忍。“走马”一般是连长、排长和班长骑的，战士一般都是骑的“颠马”。但不管什么马，骑的时间一长，我们的屁股都会被磨烂的。有时皮磨掉了，肉粘在衬裤上，揭都揭不下来。
骑兵，除了这些皮肉之苦外，随时随地也是有危险的。一次，我们连队压马训练时，副连长贾鸿郁和我骑着马走在最后，负责收尾。突然，藏民的一只藏獒，从远处冲了过来，一会儿跑到我们队伍前头，一会儿又跑到我们队伍的最后，使大家都十分紧张。忽然，它将贾副连长的马屁股咬出了一道血口子。贾副连长的红鬃马，仅次于连长和指导员的军马，全连排列第三，个子高、腿长、腰子细，既是一匹俊马，更是一匹烈马。它被藏獒偷袭受惊后，前蹄腾起，四处狂奔。这时，贾副连长一手拉住马缰绳，一手拍着马脖子，同时两腿紧紧夹住马肚子给马安慰，稳定它的情绪。但藏獒却穷追不舍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再次向马屁股扑去。但它这次十分不幸，牙齿挂在了马尾巴的毛上，脱不了身，直到不停的翻滚而被拖死。藏獒是藏民的看家宝，藏民知道后，几个人追到了我们连部要求赔偿。我当时已是连队的司务长了，我们尽管没有任何责任，但因为怕影响军民关系，几个人反复给藏民做工作，并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块他们最爱喝的，四斤重的湖南益阳茯砖茶后，才算了结。
战马是一种特殊的马，它有不甘落后、勇往直前的品质和精神。它是随时要参加战斗的马。所以我们平时要对战马进行精心科学的饲养。只有吃得好，体质好，才能保证在战时，奔跑几十、上百公里还能冲锋陷阵。在国家粮食短缺，实行计划供应时，制定的标准仍是，每匹马每天5斤半口粮，即马料。这些马料主要是豌豆、黄豆、玉米、大麦、青稞等。我们连的马料都是隔一段时间，根据连队库存情况，借用分区后勤部的卡车，从州上的粮库里运回。每次给我们军马拉马料，都是连队的大事，装卸都由12个班的战士轮流担任。当时每个人都得扛上200斤重的麻袋，上上下下的搬运，虽然很辛苦，但为了我们的军马，大家都乐意干。
果洛每年的无霜期很短，只有四、五个月的时间，因此，我们都要抓紧在这短短的时间里，每天将全连的军马放到野外，让它们尽情的去吃鲜草。早饭前，我们解开马缰绳，由一名正副班长和每个排的一名战士负责，将成群的马儿，赶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，直到傍晚时分再全部赶回来。晚饭后，全连人员都到马厩外等候，军马回来后，每人将自己的军马套上笼头，带回马厩，将马料倒在马槽里，拌上一些咸盐供它们享用。吃完后，我们一般都会将军马拉到马厩外，用刮子或用刷子给马梳毛、刷背，为它们解乏、挠痒痒。我们也会摸摸它们的头，搂一搂它们的脖子，顺一顺尾巴。只有这时，才是我们和无言战友增加感情的极好机会。
果洛的九月份，草原上的青草都已经开始发黄、干枯了，这时候我们也就不能放马了，而是用从藏民手里买来的干草来喂养。为防止冬天军马体力下降，我们在夏季鲜草好的时候，每天给马匹尽量少喂一些马料，譬如二、三斤，冬天即增加到七、八斤，这样既保证了军马的身体健康，也使全年的马料数不会超额。
没有哪一个当兵的不怕半夜紧急集合，我们骑兵就更紧张了。步兵穿好衣服，打好背包，挎上枪就可出发，而我们不光要自己穿好衣服，还要将被褥装在马搭子里，带上各自的武器。我们排每个班配的是60炮，于是我们还要将炮身、炮架和护板分开由几个人分别背上，并带上各自的马鞍子、马料袋，朝几百米外的马厩里跑去，到了马厩里，凭感觉摸黑摸到自己的军马前，系好马鞍子、戴好马笼头，搭上马料袋和马搭子。冬天，我们怕铁质的马嚼口粘掉马舌头上的皮，还要边跑边将马嚼口放在我们的衣服里往热里暖。此外，每个班的口粮和炊具还要安放在身强力壮的公马上。一个班一匹公马，一般都使用骡子，它跑起来的速度虽然赶不上军马，但它力气却比马要大。出发后，由一名老兵或副班长拉上公马，同大家一起前进。所以，骑兵出发时，要做的事情的确不少。
外出野营拉练，快到中午或晚饭时，管伙食的副班长都要下马，找上一块牛粪捧在手里，随后点上一支烟，将牛粪引燃。待连长宣布做饭时，全班人员迅速跳下马来，新兵负责把全班的军马拉上在周围吃草，其他战士按照分工，有的找石头支锅，有的去河里提水，有的在小案板上和面，有的去周围捡拾干牛粪烧火，有的用火皮袋吹风助燃，待水开后，大家一起动手揪面片。面熟后，倒上葱花、调料和大肉罐头，便抓紧就餐。连长从下命令开始做饭起，一直都计算着各班时间，我记得做饭最快记录，也就是十七八分钟。有一次，连队赴拉加寺进行拉练，我们外出了三天，三天的狂风一刻也没停止。我们的头发里、耳朵里全部都是沙子，我们做的每一顿饭里，都混有沙子和牛粪，这样的饭，我们不吃也得吃。
我们爱军马，军马也熟悉我们。我在八班当新兵时，还被选拔担任了接兵连的文书，于1968年底，与我们的指导员、连长和几名排长一起到南京40多天，接回了六九年的新兵。我离开连队一个多月，回来的那天傍晚，我朝着马群老远打着口哨：“逗、逗、逗”。这时，我的军马竟然马上抬起头来，张望我许久，直到我跑过去搂住了它的脖子。这个情景至今难忘。
潘炜在执行任务途中
1969年，根据军委的命令，取消骑兵的建制，正式编制的骑兵部队全部撤销。位于甘南的骑三师、骑四师的身强力壮的马匹，按要求都留给周围的省军区所属部队继续使用。11月，我刚刚加入党组织，便被抽调参加了由我们独立连的副连长梁儒泉、副指导员李宝山和分区的兽医哈有德，带领我们七八个战士组成的接马队伍，一起前往甘南的合作县，去接分配给我们的军马。这些军马由于从来没有和我们接触过，十分生疏，所以有时也不听我们的话，调皮捣蛋的情况也会发生。记得往果洛返回的一天下午，100多匹军马在我们的带领和管护下，正在有序的前进。我那天走在最后，突然看见两匹马离开队伍，朝南边的山上跑去。我随即迅速的追了上去，其中的一匹，在我的呵斥下回到了队伍当中，而另一匹马就十分的任性了，我下马后朝它走去，我走几步，它向前走几步，我停下来，它也停下来不慌不忙的吃草，就跟没事一样。就这样，我们僵持了将近一个小时。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我一个人是实在没有办法赶它回来了，只好先去追赶队伍。下到大路上，在一个帐篷门口，一个藏民小伙张开双臂挡住去路，向我呼喊：“哈喽，雪桶雪桶，糌粑唆！”（即喝酸奶，吃炒面），我知道，这是对我的友好表示，但我只身一人，又背着冲锋枪，我哪敢在此停留，只好说“脑、脑、脑”（不、不、不），便冲出“围挡”，赶大部队去了。由于在山上折腾的时间太长，一天又没有吃东西，走着走着马也乏了，走都走不动了。我只有骑上一会儿，下来拉它一会儿。天已全黑了，我也没走过这条路，分不清东西南北，在许多岔路口，我只有下马，仔细看着路上的马粪，哪边的多，就朝哪里走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。还好，循着马粪，我终于找到了部队宿营地。这时大家已经吃过晚饭，准备就寝了，我将丢马的事情告诉领导后，第二天派了两名战士原路返回，才将那匹马找了回来。
潘炜于1990年荣立三等功时的纪念照
1972年4月，我从独立连司务长的任上，调到了分区政治部保卫科。我们虽然在分区工作，但是只要机关干部下乡，除过去远的地方需要派车外，一般都是从独立连借马骑着下乡。有一次果洛州公安局接到民兵的报告，说发现从台湾飞到果洛上空的一只大型气球，在半空中自动打开了悬挂的木箱的箱门，大量的反动标语，以及半导体收音机、白砂糖包飘洒一地。分区领导指示我骑上军马到州上集合，带着民兵赶往事发地点。到了现场，只见方圆几公里的草原上，到处都能看到各式各样像邮票大小的纸片，上边印着标语，诸如：“学习陈胜吴广，推翻X共统治！”等内容。我们和民兵一起捡拾了多半天。后来由于散落的太多，又都隐藏在青草里，加之一般人也不会跑到这些偏僻的地方来，藏民大多也不认识这些字，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大，而就此作罢，收兵回营了。
在和平年代的大草原上，在交通极度不便的情况下，军马也为我们充当了很好的交通工具。1975年，全国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，安排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要逐级传达。当年冬天，我们军分区也抽调了十几位参谋、干事、助理员和几位科长，一起参加了地方的宣传教育活动。我们这些人先被分配到各个公社和生产队，同当地藏族、汉族干部一起开展工作。我到了玛沁县的下大武公社第三生产队，和队长当周、副大队长嘎日多、公社武装干事土合曼、县农牧科干事班洛、县兽医站兽医青排一起，将129户牧民分成几个小组，每天骑上马轮流前去传达上级会议精神。我们还学习内蒙古“草库仑”的经验，把草地分成夏窝子和冬窝子（给冬天留上好草山，夏天让牛羊在较差的草原上放牧），我们和牧民一起，将石头从山上背到草库仑边，用石头垒成几十公分高的围墙，以阻挡牛羊的进入。
由于我们住在藏民帐房里，天天吃着糌粑，喝着酥油茶，分区领导怕我们受不了，于是将分区干部安排在一起，让我们自己做饭。这时我们又全部集中到了大武公社三大队。下乡后我一直努力地学习藏语，把藏语用汉字或俄语字母记录下来，共记了三小本的常用语。当时，我都能用简单的藏语与他们对话，拉家常了。在分区汇报时，分区政委孙经元对我学习藏语的成绩，还提出了表扬。当地牧民对我也十分喜欢，老乡们都亲切的叫我：“阿克潘炜”（潘炜叔叔）。直到现在，仍然有藏族群众还记得我这个“阿克潘炜”。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每天都和自己心爱的军马为伴，由它载着我们走家串户、上山下乡。军马也是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战友。我的骑兵生涯直到1976年底，离开果洛的下乡藏区，调到省军区政治部时为止。
人们都说，果洛不是人待的地方。我们的驻地海拔在3800米以上，空气稀薄，缺氧严重，无霜期极短，气候寒冷，青草只能生长一百来天。我们分区机关院子里，树木无法生存，只能种些大黄，作为绿色植物。这里的水烧到69度时，就开得哗啦哗啦的沸腾了。刚到果洛，我们从井里打上水，提着水桶走上十来步，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头昏眼花，喘上一会儿，才能继续行走。那时，冬天从内地接来的新兵，几乎年年都有因为感冒成了肺炎、肺气肿而丢了命的。我的十个手指甲也像许多人一样，中间连着肉，而指甲尖全部翘了起来，剥葱剥蒜时钻心地疼。我们冬天站岗时，每班要站两个小时，但我们穿着皮大衣和羊毛里子的皮大头鞋，只要半个小时，就冻得腿脚发麻，没有了知觉。内地的棉裤能穿四年，我们是骑兵，马裤屁股上的棉花，由于和马鞍子的摩擦，穿上一年就被蹭到了四周，剩下两层布，坐在哪里都十分冰冷。在果洛时，由于高原反应，食物煮不熟，大家消化不良，许多人从早到晚，肚子里边就像打鼓一样，气在里边窜上窜下。我在果洛服役几年，体重不但没有增加，还减少了十几斤，离开时已不到一百斤重。
我在果洛生活战斗了八年，虽然这里条件艰苦，但我依然感到很幸福，这是因为，这里是我为保卫祖国奉献的八年，是我享受骑兵生活的八年，也是我革命意志、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得到全面锻炼和树立的八年。
有了这八年极端的苦，才使我后来走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单位，都觉得什么困难，都不能和果洛的骑兵生涯相提并论，任何的苦，都不能叫做苦了。有了果洛的苦，才使我后面有了所向披靡的进步和发展。我要感谢我的骑兵生活！我要感谢世界屋脊，培养了我坚强的意志，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力量！这里，也给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！
我骄傲，我曾经是高原骑兵！
2019 年 9 月 3 日定稿
作者简介:
潘炜，1948年11月生，西安市人，大学文化。从小酷爱书法。1987年进入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习书法三年后，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高级班毕业。现为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金融书法家会员、陕西省书法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主任，西安市书法家协会草书委员会副主任、西京大学客座教授、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客座教授、陕西长安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、中国书法界泰斗吴三大先生入室弟子。军旅书法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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