厚重和沉重，是一对同义词。
毋庸置疑，陕西是中国底蕴最厚重的地方。而陕西人，则是一群被沉重的底蕴压到喘不过气来的人。
行走中国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个地方的人像老陕一样，酷爱自己的文化，以至于到了顾影自怜和固步自封的地步。当酷爱走向极致和物我两忘，人就成了兵马俑。
我公司里曾经有个陕西小伙子，和兵马俑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陕西人不仅在骨架上跟很多地方不太一样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继续保持两三千年前那种刀刻斧斫的气质。
不管身份高低，天南海北，看起来鲜活生动，但骨子里面依旧是那个两三千年前高唱着“岂曰无衣”的秦人。
周礼、秦制、汉习、唐风
有句在三秦大地传播很广的民谣：
南方的秀才，北方的将，陕西的黄土埋皇上。
乍一看，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。江南风花雪月，红袖添香，遍地朗朗读书声。而朔风劲吹，铁马冰河的北国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是哥哥走西口、好汉上梁山的地方。
特别是边关，连年战乱，因此民风好勇斗狠也很正常。陕西号称关中自古帝王州。如果给中国古代帝王排一个座次，最伟大的帝王里，估计前十名得有八个皇帝长眠于陕西这片黄土之下。
但如果你把这句民谣讲给唐以前的人听，估计没人理解。唐人大概会这么说：陕西的秀才、陕西的将，陕西的皇宫住皇上。
这么说其实也很好理解。当时的陕西，尤其关中平原，是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不是一朝一代，而是持续了周、秦、汉、唐四个统一封建大帝国，绵延将近一千五百年。
这一千五百年间，陕西可谓英才辈出，论起千古帝王，有周文王、秦始皇、隋文帝、汉武帝、唐玄宗……除帝王外也不乏经天纬地之臣、东征西讨之将、侠肝义胆之士，论才子有司马迁、班固、白居易、王昌龄、杜牧；论英雄，有白起、蒙恬、张骞、吕布，再往前算，大禹、后稷也都是陕西人。
提到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变革，离不开周秦，而追溯中国历史的强盛年代，则必称汉唐。如果说周、秦、汉、唐四大帝国组成了中华文明的上半场，而陕西，则是上半场毋庸置疑的主舞台。
关于周秦汉唐的历史，我认为这四个词可以高度概括：“周礼”、“秦制”、“汉习”和“唐风”。这也是陕西给中华文明的最高贡献。
周礼
我所说的“周礼”不仅仅指《周礼》这本书，而是周朝对中国人民族认同、政治制度、文化理念乃至美学的一系列重大影响。如果说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民族的幼年史，但直到周，我们才真正长大成人。夏代是否存在，现在在国际学术界上其实还存在争议，从目前来看，夏代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。
和夏朝一样，商也是未成熟体。中原有准确的文字记录始自周共和元年，殷墟的主要发现是甲骨文，内容以祭祀占卜为主。而且《史记》对商的记载也不详细。
商代虽然发明了分封制，但统治非常不稳定，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，偶尔父死子继。经常出现严重的内乱，首都也时常迁徙。
到了周，历史上才开始真正有了中国的概念，相比夏商而言，周是一个极具突破性、开创性的文化。商代虽然建立了分封制，但没有相对应的礼法和宗族制度。周通过《周礼》，严格的控制着各级诸侯。把饮食、起居、祭祀、丧葬等方方面面，都纳入了礼的范畴。
抛开学术之争不谈，西周也同样是个让人神迷的时代，从巫风弥漫、奇异诡谲的神怪世界步入了坦荡质朴的人文天地，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孕育了中国第一个治世，更影响了中华文明几千年，周人用青铜器和农耕文明构筑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范，一个东方的乌托邦，一场“郁郁乎文哉”的诗样年华。
被称为圣人的孔子，不同于诸子百家。他一辈子没有著书立说，只是一直在讲：“吾从周”、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”。因为在他眼中，他不是一个开创者，只是一个践行者，把周公的道理讲好就够了，到最后孔子也成了他一直加持的那个“周公”，周礼流传下来的礼教、礼仪、典范，亲亲尊尊、君君臣臣，成了所有中国人的文化基因。
以前我们总是批判“克己复礼”。如今，越来越能感受到“礼”的强大。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周礼背后的规矩、纽带和社会自治传统，不仅奠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基本道德规范，对于当今的社会治理，仍有很强的借鉴价值。
秦制
如果说从商到周，中华民族褪去了青涩，从周到秦的这场周秦之变，彻底让中华民族走入盛年，走上近两千年世界文化的高峰。
毛泽东曾写过一首诗:
“劝君少骂秦始皇，焚坑事业要商量。祖龙魂死业犹在，孔学名高实秕糠。百代多行秦政治，十批不是好文章。熟读唐人封建论，莫从子厚返文王。”
自秦“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驭域内”以来，改“分封世袭”，为“以战功授爵”。商鞅实行的田制改革，其实质就是土地国有化，大幅增强国家的执政能力和控制力，从封建分封制度到大一统郡县制，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变革。
身处历史洪流之中，人们往往很难感知到潮水的对个人命运的冲刷和洗礼。在认知偏差之下，我们误以为这一切理所应当。包括今天我们中国的很多现象都一样。它不可能是一泻千里，一览无余的。
在大势面前，人如蝼蚁一样，历史潮水的一次回旋，可能就是我们一代人、几代人命运的彻底改变，所以这里面有确有幸运和不幸运的问题。但是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讲，不管它怎么千锤百炼，最终是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
尽管秦始皇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者之一，秦之大旗沾满了腥风血雨，“焚书坑儒”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场文化浩劫，他所践行的法家思想，在统治实践上也的确出了很多问题，把秦帝国迅速带入了深渊。但谁也无法否认，书同文、车同轨、统一度量衡，设立郡县制，实现中央集权这些制度，都是秦朝奠定的。
我曾经专门到咸阳造访过秦直道，这条横跨陕西、山西、内蒙三省，全长700多公里的大通道，就像秦王的一把利剑插入草原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，通过秦直道，秦兵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，出击匈奴，使“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”。
正如民谣所说“横有秦长城，纵有秦直道”，秦制给我们留下太多伟大奇迹。现代人无法想象，在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的两千多年前，秦人如何用三年不到的时间，在沟壑纵横的土地上，修筑起这样浩大的工程，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紧密的勘察，因势利导避过丘陵大沟、激流险滩，秦直道一如秦人默默无言，穿越千年时光。
尽管如今，秦制已经和秦直道一同于瀚海西风中，于荒烟蔓草间，渐行渐远。但它留下的统一基因，中央集权和超稳定结构的基础，影响了后世几千年。
汉习
史学界常有“汉承秦制”的说法，秦汉常统称为第一帝国，和欧亚大陆另一端的罗马帝国相提并论。秦制伟大则伟大矣，但毕竟太仓促、太冷峻，也太残酷，最终“戍卒叫，函谷举，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”。汉朝实际成了秦制的补锅匠，并且把制度的尝试确立为习惯。
秦亡之后，六国趁机回到封建分封制。贵为天子的刘邦也不得不妥协，除了同姓王（子孙当王），还封了很多异姓王。汉高祖和吕后算是携手干掉了异姓王，但同姓王还在。
到文景时代，轻徭薄赋、休养生息。50 年下来，国家经济繁荣、人民安康，在繁荣富强的时候，社会的腐败也出现了，这就是人性的特点，饱暖思淫欲、家贫起盗心。社会已经到了腐败糜烂的边缘，内有同姓王作乱，史称七王之乱；外有匈奴铁骑一次次地践踏中原。
汉初制度仍承袭秦法，后学黄老，直到了汉武帝这个少年天子手里，终于放弃了所谓的黄老之道，内树权威，强化中央集权，外治边患，退匈奴于千里之外，勒石燕然，保证了边境的安全，使中华民族的基本版图得以确立。
提到汉朝的制度改良，离不开“独尊儒术”。但汉武帝的性格，其实和儒家并不怎么合拍，他更像是秦始皇再世，也喜欢巡游天下，修筑宫殿，并且性格强悍，东并朝鲜，南吞百越，西征大宛，北破匈奴。所谓“罢黜百家”所独尊的“儒术”，其实是披着儒家表皮的法家，汉武帝通过董仲舒的手，把孔孟和韩非嫁接在了一起。
武帝之后的汉朝，兼用霸、王之道，以温情脉脉的儒家为表， 法家的君王术为里，让原本冷峻的大一统制度变得刚柔相济。这种治国之道，不仅行于汉王朝，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。所谓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，并不是说《论语》读一半，而是用一半。
在汉朝，长安开始快速扩张。据史料载，靠近长安的七个县，人口平均密度竟然达到了每平方公里四百多人。这个数据相当惊人，差不多在长安周围就形成了一个总人口超过百万的超级人口聚集区。
百万人口，可能对于后世来说就是个三线小城市。但在当时，整个地球上都估计找不出第二个人口密度如此之大的地方了。当时长安的土地价格，就是当下北京房价的翻版，而日后整个关中地区的生态急速恶化以至于逐渐被废弃，也和人口数量爆炸有直接关系。
站在咸阳原上面对汉家陵冢，遥想汉并天下的雄风，享国四百年的汉朝，不仅在政治制度上走向成熟，更形成了汉民族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，文化、饮食、服装、建筑、到音乐，各种生活习惯在兼容并蓄中逐步定型，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。
威加海内，令天下始知有汉，这是汉朝的荣光，如今汉朝虽已远去，“汉”作为一个民族，一种文字，一种文明的标志性符号，在世界依旧名声响亮。
唐风
汉之后的伟大帝国是唐，唐朝的夜市、诗歌、音乐、歌舞、绘画、胡风等，至今还在世界上传颂，是我们对大国辉煌盛世最生动的想象。
唐风究竟是什么？是“自古皆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都爱之如一”的胸怀，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的格局，以及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的风流。而这一切的归宿，就是长安。
位于秦川之上，俯瞰中原，君临天下的长安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，人口最高接近百万。前段时间热播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，最吸引人的就是再现了千邦进贡、万国来朝的天下长安。
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名利场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火箭发射台。盛唐最大的发射台和名利场就是长安。李白就是那个时代占领聚光灯和发射台的超级明星。
在中华帝国最为辉煌的那个时代，作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，西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可谓空前，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，那时被称作“胡食”的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曾在长安出现过鼎盛局面。
羊美为羹，鱼羊为鲜，遵守教规，禁忌严格的回回菜真是把牛、羊肉做到了极致，到今天依旧如此。
李白有两首诗还曾描写胡食的盛况——“五陵年少金市东，银鞍白马度春风。落花踏尽游何处，笑入胡姬酒肆中。”美酒、美食、美女，少数民族开的酒馆、食肆成了春游的绝佳去处；“何处可为别？长安青绮门。胡姬招素手，延客醉金尊。”三美毕具，长安青绮门少数民族的酒店又成为送别贵宾的场所。
我一直很感兴趣，当年李白诗是怎么写的？他的名声又是怎么传播的？后来直到我参与大唐西市的项目，才搞明白。当年的长安分为东市和西市，专职贸易，想要买货物只能去这两处，这也是“买东西”一词的由来。而繁华东西市上的酒肆，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。
当年的李白在东西市中的酒肆里喝酒，整天醉醺醺，一边胡姬斟酒，一边挥毫泼墨，杜甫描述他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一篇写罢，歌姬们口耳相传，几天时间就传遍了长安，李白也就成就了酒中诗仙的名声。
不止李白，在长安这个舞台上，一茬一茬的诗人陆续粉墨登场：骆宾王在《帝京篇》中写到“山河千里国，城阙九重门”；16岁的王勃写下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；落魄的贾岛写下“秋风生渭水，落叶满长安”；赶考士子崔护失落的写下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；进士及第的孟郊则兴奋地写道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；王翰边塞思乡，写下“夜听胡笳折杨柳，教人意气忆长安”……
遥想当年，多少文人墨客，不辞风尘、跋山涉水来到长安，留下了无数歌咏长安的诗篇，天才的诗人，寥寥几笔就把盛唐气象定格下来。单每一首来看，只反映了长安的一处风光，但它们汇集在一起，就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完整的盛唐画卷。这种气象在中国历史上再没出现过，所以我非常怀念他们。
我相信不仅是我，许多人内心都有一种情愫，那就是“梦回大唐”。但随着朝代更迭，现在的中国已经找不到唐朝了，只有文字里依稀保留着“长安一片月、万户捣衣声”的盛景。
就像找民国最好去台湾一样，找盛唐最好去日本。日本人不仅承认中国是它的文化母亲，而且保留了我们最伟大的民族记忆，就是汉唐盛世。
日本曾是中国最虔诚的学生，成百上千的日本遣唐使在长安城中学习交流、吟诗作赋，甚至陪着李太白一起喝花酒，这一批批留学生归国后，把一套完整的盛唐气象也带了回去，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建筑、民俗风情、政治典章无所不学。
当年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，到长安留学，返程途中据说船沉溺死，李白长叹写下了《哭晁卿衡》：
日本晁卿辞帝都，征帆一片绕蓬壶。
明月不归沉碧海，白云愁色满苍梧。
诗仙李白提起笔来一挥而就，留下了一千二百年前中日关系最生动的写照。我每次去日本，特别是关西，京阪神一带，仿佛梦回唐朝，不仅是建筑，起居生活，礼仪穿着等种种特色，都是学自古代中国。打坐参禅、茶道酒道、吹拉弹唱、诗词歌赋等，这些在中国式微的文化，都在日本保留了下来。
有一次主人家专门安排了日本有名的歌舞伎陪我，一饮一啄、吹拉弹唱间，尽是盛唐的影子。我们经常讲倡伎，其实倡通“唱”，伎通“技”，也就是唱歌跳舞的演职人员。
在中国，倡伎慢慢从人字旁演化成了女字旁，从卖艺变成卖身，但在日本还保留了下来，成了高雅艺术。日本还有一款清酒叫李白酒，李白都成了出口转内销的商品，也让人不由反思，我们究竟遗失了多少。
日本艺伎
唐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，不止是政治制度、生活习俗、文艺作品，更是一种融化在血液里的气质。当我行云于全世界，每每抚今追昔，触景生情，这种感受和精神的愉悦，是外国人很难想象的。这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是陕西给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贡献。
但如果问陕西人最怀念哪个朝代，不出意外应该是盛唐。唐都长安的绝代风华，也是陕西在历史舞台上留下的绝唱。
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，短短的一二十年，一个大帝国由盛转衰。杜甫的那句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，如果要写一部唐朝由极盛到极衰的鸿篇巨制，这两句堪称压卷之作。“落花时节”不只是他个人的绝唱，更是时代的挽歌。
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是人性的弱点，物极必反、盛极必衰是历史的轮回。伴随光荣与梦想的，往往是罪与罚。人们赞美花的灿烂，但总忽略落花以后的凋零。
现在人们怀念民国也是一样，民国是被文人们夸张了的时代，当时兵荒马乱，官僚顾不上管理了，空隙里面才有了精神世界的繁盛，与之对应的，则是黎民百姓的满目疮痍。
一边就是所谓的大唐盛世，从皇上到民间都是吃喝嫖赌；一边是三吏三别，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一场渔阳鼙鼓，十年离乱苍生。伴随唐王朝王气黯然远去的，还有陕西的背影。
盛唐已经离开很久了，陕西也是。
陕西的三副面孔
陕西这个名词，最早出现于西周，当时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理概念，大致指的就是陕原（今河南三门峡陕县）以西的一大片区域。
今天的陕西，是一个由三块完全不同的地貌单元捏合在一起的省份，除了陕北的粗犷豪迈，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深沉雄浑，也有陕南的钟灵毓秀，南国风情。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对陕西的印象流于片面。
其实不怪别人，这个组合的确莫名其妙，白头巾黄土地的陕北和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，勉强能捏在一起。但一道秦岭横亘全省东西，陕南那块山那边的飞地，怎么能捏到一起呢？
这其实要从省域划分的原则开始讲起，中国历代划省都秉承着两个原则：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。
在宋朝之前，关中、陕北一直没有和陕南捏到一起过，但是陕南特别汉中，作为蜀道的核心地带，是秦人入蜀，蜀人入关的必经之所；汉江的浇灌又让汉中成为小型的“天府之国”、“鱼米之乡”。
因此无论是作为“咽喉要地”，还是 “后方粮仓”，汉中皆为兵家所重，为了防止蜀地据险自重，成为国中之国，自元代起，统治者特意把陕南划分给了陕西，形成犬牙交错的省域格局。
但话又说回来，虽然在自然上关系不大，但在人文上陕南和陕西渊源很深，当年汉高祖刘邦被项羽从关中王改封汉王，就是在汉中，靠此沃土休养生息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迅速打下了关中地区，一统天下，由此才有了汉室基业。
商洛是战国时期商鞅的封地，李自成屯兵养马、休养生息之处，商於古道和商山四皓也在此地，和陕西可谓千丝万缕。
陕南划归陕西之后，也不可避免的带上了老陕的耿介之气，典型案例就是周老虎周正龙，拍虎风波过去11年，从2012年出狱至今也七八年了，周正龙仍未停止找老虎，大约每隔十天去山里一次，陕西人的倔、认死理表现的淋漓尽致。要是换成四川人，恐怕早哈哈一笑，喝茶打麻将去了。
从这点上看，陕西还真是一家亲，2006年初，从西安到成都的高速公路终于通车，当时我参加完西咸一体化的战略的报告会，马上又赶往成都继续做成都发展战略，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我在西安突然心血来潮，决定弃空从陆，开车由陕入川，跨越秦岭、由大巴山进入成都平原，沿途既可观赏无边春色，又能体味风土民情，追忆当年古人长途劳顿之苦。
我到了秦岭以后，才发现过去对秦岭的印象和实际简直相差甚远。说到岭，在脑海里出现的往往是横亘天际的长条状或者线状的山脉，但秦岭其实根本不是一条线状的山脉，而是一个山的海洋，是一个由千山万水汇聚而成的庞大山系。
开车穿过秦岭隧道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西安还是寒冬凌冽一片枯槁，陕南已经是百花盛开春色满园。
看着一山之隔的强烈对比，感喟古今人物际遇。从不写诗的我也写下一首打油诗《过秦岭》：
“一山耸立天地间，切分世象两重天。秦人猫冬才离炕，蜀花怒放已遍山。脚踏韩公落魄道，手抚太白豪放痕。阴阳运转生万物，平顺哪得大人生。”
说完陕南，再说说陕北，陕北包括榆林市和延安市，属于半干旱农业区，是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。
从历史上看，陕北历来都是少数民族的地盘，也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，鬼方、白狄、匈奴、党项、蒙古，民族大融合一直都在这一地区进行着。这使得陕北地区既有农耕文化的躯体，又有游牧文化的毛皮；既有中原文化的底色，又有边域文化的花边。
相比关中文化，陕北文化更接近晋文化区。与此类似，晋南的运城临汾一带，也算是关中文化的余响。陕北有句民谣：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。”是说陕北多出美人和英雄。
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貂婵就出生在米脂。即使现在陕北小伙的英俊刚毅、陕北姑娘的俊美多情也是很有名的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剽悍的民风也让陕北成了个动乱窝子，李自成、张献忠都是陕北走出来的。我想这与多民族的互相融合不无关系。
陕北虽然称得上人杰，但很难说地灵。连绵的黄土、起伏的山丘、纵横的沟壑和干旱少雨的气候，让这里显得苍凉粗粝。除了一点红色文化的资源以外，被边缘化了的陕北人，向来也比较自卑。作为天府之国的关中，历来看不起陕北人。
直到能源经济兴起，地底冒油，山里挖煤，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，一下子蹦出了许多大款来，情况才有所改观，但随之也产生了很多暴发户的习气，如今随着能源经济的回落，陕北应该会步入正常的发展阶段。
陕西最重要的还是关中。
关中平原四面皆山，又有黄河为天然壕沟，平原上有渭河、泾河、洛河、灞河、沣河、浐河、洨河、灵诏河等历史上称之为“八水绕长安”的情形。山环水抱，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。
关中的“关”字，指的是东潼关、西散关、南武关、北萧关这四座关卡，四关一锁，八百里秦川可谓是“金城千里”。如果说关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国，那么西安就是天府中最珍贵的收藏。多少帝王兴此处，古来天下说长安。
我跟西安的渊源，可以追溯到2002年的夏天。后来的风云人物段先念，当时是紫薇地产的掌门人，来请我们策划一个大盘项目。这个人是典型的另类老陕，原来是西安理工大学的老师，邓小平南巡以后他就跑到南方了。
老段见我说的第一句话：“王老师，我当年可是在你的召唤下跑去广东的”。我说你去哪里？他说惠州。我很好奇：“你怎么跑到惠州去了”？他说：“你不是发表过一篇文章《80年代看深圳，90年代看惠州》吗”？搞得我哭笑不得。
这个人第一不甘寂寞，第二也很有能力。他跟土著的西安人最大的不同是他眼界很开阔，所以当他站稳脚跟以后，敢于到广东来请我，所以才有我们在西安见面时的这番对话。
他委托我们的项目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。当时的西安房地产仅有一百多万方/年，捉襟见肘的市场消化量，而他一个项目的总开发量就超过西安一年市场需求的总和。如果从常规的角度看，显然是不可思议，太过超前了。
第二很多人都认为西安人基本上都有房子，这些科研院所、大学老师、机关，还有事业单位都有房子，房地产在西安没有市场。第三个观点觉得高新区太南太偏，并不是所谓的皇城以内，即有效的消费范围内。
综上所述，很多人相当悲观，但我的看法完全不同。西安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房地产市场，其实潜力无限。当时西安的房子根本不能称之为家，顶多是人库，装人的地方，一个人10平方米勉强能住。
只要你能够提供新的生活方式，打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产品，人们自然就会从人库里出来，去寻找新的生活。关键你能不能成为这个开天辟地创世纪的产品。
听完老段关于企业和项目的大致介绍，我特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是想把紫薇田园都市做成西安第一盘还是西部第一盘？”段的回答十分肯定，当然是后者。双方一拍即合，开始精诚合作。
后来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，项目未动工就已是满城争说、万众瞩目；开盘不到半年就实现销售面积近70万平方米；仅一个项目销售面积就占2002年整个西安商品房销售面积的近40%，使西安的城市风貌为之一新的同时，也改变了西安人传统的居住观念，段先念本人，也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明星企业家。
我与西安结缘不久，又迎来了更大的挑战，时任陕西省委副书记，西安市委书记栗战书委托我们进行西安市曲江新区战略策划。
千年黄土，十三王朝故都，古来天下说长安。从人文历史资源看，西安的旅游业有足以傲视群雄的资本。西安作为中华民族和黄河文化的主要发祥地，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图腾。
正所谓“西有古罗马，东有长安城”，西安应该是独一无二的“中华文明朝圣地”。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多少年来，西安老城被淹没在城市化的步伐中，千年古都的风采正日益黯淡。
当时老城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载着一百多万的人口，已不堪重负，如潮水般的现代生活淹没了老城丰富的宝藏，在本应是中国最大的历史文化博物馆里，却难以感受到千年古都的城市形象。
但老城的尴尬，恰恰给曲江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。曲江兴于秦汉、盛于隋唐，历时千年之久，因其水曲折、形似广陵之江，故有“曲江”的美称，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江头数顷杏花开，车马争先尽此来”就是诗圣杜甫笔下描绘的一千多年前曲江的繁荣景象。
唐时曲江就被辟为皇家园林，引终南山之水修葺、扩充出千亩水面，建有芙蓉园、杏园、大慈恩寺和大雁塔等诸多景观，亭台楼阁绵延不绝，留下了“曲江流饮”、“雁塔题名”等脍炙人口的典故传说和诗词华章，闻名海内外。
如同浦东开发之于上海，曲江很有可能成为西安的新城市中心，成为千年古都“孔雀东南飞”的下一个落脚点。
在和栗战书见面时，我开门见山地提出：“北京是政治首都，上海是经济首都，中国的文化首都在哪里？就是西安。西安要把文化做大，不跟别人比GDP。
伴随着中国逐渐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，世界上充斥着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两种说法，如何看待中国将会是世界瞩目的焦点话题。而西安肩负着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重任。因此要反弹琵琶，把千年厚积的文化内存用现代意识和手段来包装，要让人们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西安。在整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，最有示范意义、最有激励意义的就是西安的复兴，就是汉唐盛世的再现。”
就在那次的沟通中，我提出了“皇城复兴计划”。具体来说，就是以曲江新区为核心，以旅游业为抓手，以大雁塔北广场、大唐不夜城、大唐芙蓉园等为支撑，一方面疏导、解放老城的城市化发展需求，实现腾笼换鸟，另一方面通过曲江，再现汉唐盛世。
届时，西安将是“无韵之离骚，流动的博物馆”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文明朝圣地。这个思路得到了时任市委栗书记的全盘接受，一场轰轰烈烈的皇城复兴运动在西安展开。
如今一转眼已经是十七年，还记得2002年6月，段先念陪我第一次来到曲江，这里还是一片乏人问津的荒僻农田。
今年年中，我又一次夜游曲江，重见故人，看到大雁塔下如织的游客，璀璨光影下的皇城气象，真是感到由衷的欣慰。十年一觉长安梦，昨天的策划，今天的传奇，我想这可能是对一个策划人最高的奖赏吧！
讲到陕西的三幅面孔，离不开三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。经济上并不显山露水的陕西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，最为读者所熟知的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分别来自榆林、西安和商洛。
很多人对陕西的认识，或许是《平凡的世界》里“连绵的黄土高原”、“枯黑的草木”、“铺天盖地的大风”和“枯黄的背景色”；或许是《白鹿原》上令人直掉口水的一碗油泼辣子面；或许是《废都》里那座颓唐迷离的西京城……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虽然同属于现实主义流派，但在他们的作品中仍然能清晰地辨识出各自的文化底色。从商州山地走出来的贾平凹，深得秦头楚尾商州地气的滋养，是三人中阴柔色调较浓的一位。
而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路遥，关中白鹿原一带的陈忠实则更有沉郁顿挫、忧郁苍凉的西北风情。
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就是为文学献身，但走法不一样，路遥用力过猛，中道奔殂，用生命和灵魂向缪斯女神致敬；贾平凹才情横溢，算是文坛独行侠；而陈忠实则是在一个短跑冲刺的时代，规规矩矩的跑马拉松，一部《白鹿原》写了20年。最后也算是封妻荫子，修成正果。三个人都很了不起。
记者年间，我专程到西安采访过陈忠实。当时陈暴得大名不久，一群陕西人围着他，把他捧上天。我见到他时，他已经从一个苦作家，熬了20年的乡村教师一跃成为了厅级干部，但还是保持着朴实的特点。脸上刀刻的纹路跟张艺谋很像，像黄土高原的沟壑一样，是最适合搞木雕刻的对象。
采访中我问道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面，当时在整个中国的两支文化军队，一个就是陕军，一个是湘军，之前不分伯仲。
但是很遗憾，现在湘军已经荡然无存，唯独陕军还能撑得起这个旗帜，是不是因为这边比较偏僻，市场经济的冲击波还到不了这个地方，还是你们这边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抵抗能力？
其实陕军能扛得住的原因，除了地处偏远和秦人朴拙以外，还和文学的地位之高有关。在陕西只要你在文学上有所建树，就会获得人们的尊崇，享受很大的特权。
这种对文人的器重和对文化的优待是有历史传统的，科举制度下，陕西并没有出几个状元，这是事实，可纵观历史，在西安留下足迹的文人，罗列起来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。
贾平凹曾经记录过一件小事，他一次骑车闯了红灯，交警没收了车子并呵斥掏身份证登记，待看过身份证，竟咔的敬了个礼，送贾平凹穿过马路。从这件小事上，就足以看出陕西人重文化的特性。
然而，市场经济的滔天巨浪最终还是摧毁了人文的堤坝。姑娘们的明星从才子变成了款爷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贾平凹选择用意淫的方式跟社会开个玩笑，所谓的《废都》，其实是一声天鹅之死的悲鸣。而陈忠实选择了坚守，一部《白鹿原》，也成了陕军最后的绝响。
其实不止文学，陕西在书法、美术、摄影、影视等方面的人才也有相当积累和成绩，但同样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冲击。
几年前我去陕西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关中平原的埋着皇帝的黄土之上，一夜间竖起了数以百计的广告牌，上面不是商品，而是一个个大头像。我很好奇，其他地方卖产品卖酱油卖醋卖酒，这个地方怎么开始卖人了？一问全是书法协会的副主席、秘书长之流。
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陕西省书法协会换届，史无前例地选出了62人的主席团。三秦大地历史悠久、文化底蕴深厚，这本来是好事。但一大帮煤老板、矿老板的涌现，裹挟着文化走向商品化和市场化。
老板们粗则粗矣，但还喜欢附庸风雅，他们一欣赏水平有限，二也分不清名人字画还是字画名人，只要你在书协混个名堂，土豪们就纷纷买账，作品价值翻倍不说，还不愁销路。
苦熬多时的陕西文化人，突然发现书法协会的名头可以换钱，一下子吃相未免有些难看，最终搞成了一场闹剧。这种文化与金钱的碰撞，在陕西尤为明显。
推陈出新话三秦
中国诸省中，陕西属于特色鲜明的省份。如果说浙江的风中都是吴越春秋；湖南的水里都是霸蛮血性；那么陕西的每块城砖上刻着的都是穿越千年的沉重。
不久前的国庆阅兵中，陕西的国庆彩车成为网友打趣的话题，“拉着一车砖”就来了。
要我说，用砖块形容老陕真是合适不过，砖块质地坚硬、外表土旧、称量起来压手，老陕的性格也差不多如此。
第一，陕西人倔，他有他自己的逻辑，你怎么死拽都拉不动。陈忠实的文章里面讲到关中冷娃，冷，就是执拗、倔犟、认死理。对许多老陕来说，关中是最好的地方。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到了偏执的程度。
1937年，日军侵华，1938年3月，日军牛岛、川岸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，1938年7月，一支由三万多名“陕西冷娃”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，奉命阻击来犯日军。
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，武器落后，后援匮乏，损失惨重，但一直死守阵地，被称为“中条山铁柱”，先后粉碎了日军的十一次大扫荡，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。
其中800个陕西冷娃与日军白刃肉搏后，走投无路，不愿受辱，宁愿赴死，朝西北方向的老家拜了三拜，纷纷跳入黄河，“冷娃”再一次用血与火印证了执着不回的秦人精神，其实就是段先念投资的电视剧《大秦帝国》对“血不流干死不休战”的老秦人精神。
第二个特点说好听叫传统，也就是土。在春晚上，奸商说的是广东话；小男人说的是上海话；如果一个人土的掉渣，一般说的就是陕西话，尤其是关中话。陕西话成了土的IP。
张艺谋算是陕西名片，国之巨匠了，骨子里其实没怎么变。我一位做餐饮的朋友曾经请张艺谋吃饭，精心准备了一桌山珍海味。张艺谋最后的结论是“东西的确好，但你别给我这么吃，整一碗面就行了”。面要宽，碗要大，最好背靠墙“圪蹴”着吃，能晒太阳更佳。
《废都》也充分的体现了陕西土的一面，可以说是本乡土气很浓的都市小说。庄之蝶表面上是个风流才子，其实骨子里还是农民，他的梦想就是做当代的西门大官人，把睡别人家的女人当做最大的荣耀。
也为难贾平凹了，在废都写洋生活就够难了，更何况他还是从商州出来的小镇青年。本来想写最美人间四月天，结果写成了保姆。
其实陕西本来不土的，自西周开始，以陕西语音为标准的关中方言就被成为雅言，也就是官话。既指发音优雅高雅，也是所有官员必须要学习的语言。就连孔子讲课，用的都是陕西话，“子所雅言：诗、书、执礼皆雅言也”。现在陕西话里的很多用词还相当典雅。随着地位逐渐衰落，陕西才逐渐变得土了起来。
第三陕西人还是厚重，当然也可以说是保守。当时我在西安做策划时，一个相当高级别的陕西官员和我在车上聊天，讲到陕西保守风气的时候自嘲说，有这么一个段子，一个广东的老板过来要找婆姨要困一觉，后来看到了一个白白净净的米脂婆姨，就掏出了300块钱，婆姨说：“呃才不是那种人呢”。老板又掏出600，婆姨犹豫地说：“呃还要做人呢”。老板拍桌子上1000块，婆姨马上说：“呃脱裤子你关门呢”，这就是典型的陕西故事。
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，其实不怪陕西人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：“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，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。”陕西同样经历了一场否定之否定的过程。
述及过往的荣光，陕西人总是如数家珍。但说来历史无情，宋代已降，陕西的荣光开始暗淡，皇城成了废都，土地愈加荒凉。经济和文化的重心，逐渐自西向东、由北往南移动。
陕西也从昔日的昂扬刚健、纵横捭阖变得沉郁下来。周故原、秦直道、汉宫阙、唐三彩，乃至吃面时手捧的海碗，都带有某种落寞的意味。
夕阳下坍圮的角楼和起伏的城垣，几个村民赶着驴车，车上满载着玉米秸秆，一个年轻的农妇坐在高高的秸堆上，路边农田里有一座两三米高的土丘，立着块无字石碑。
走近一看，依稀写着“唐昭陵陪葬墓群——魏征墓”，扑面而来的苍凉与凝重，这就是下半场的陕西。
自近代以来，陕西开始迎来大发展。作为辐射西北五省的桥头堡，陕西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前沿。
抗战时期，山河沦陷，大量企业和学校内迁，陕西迎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熟练工人，也使得西安成为了北方第二强的人才中心。
随着60年代中苏交恶，陕西在三线建设中再度获益，形成了拥有航空、兵器、卫星、核工业的国防工业格局，甚至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航空大国的摇篮。西交大、西工大中走出了很多人才，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去年我在硅谷遇到了很多华人，一问都是清北的优秀毕业生，尤其是清华。他们告诉我，这些年陆续有两万多清华校友到硅谷落脚，以至于前些时间清华校庆，在美国的校友比在中国的还多。
和这群移民硅谷，享受阳光沙滩的天之骄子相比，这批投身国防、建设祖国的“陕军”不知道杰出了多少倍。
行文至此，我想先荡开一笔，讲讲陕西的一锅老汤。受食材所限，满汉全席在陕西是做不出来的，但小吃颇有可取之处，羊肉泡馍、水盆羊肉、各种做法的面条和面食有上百种之多。上至王侯将相，下至贩夫走卒，还有乡绅秀才、文人墨客都津津乐道。
我多年来走遍全世界，一直秉承着一个原则，叫做“嘴尝市场”。每到一地，都要品尝当地最特色的小吃。当年我在西安做城市发展战略时，他们带我去了一处号称最正宗的“老孙家羊肉泡馍”，结果一尝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，平淡无奇。
不止老孙家，兰州的马子禄牛肉面也是如此，任何城市的名小吃一旦被钦定为接待用餐，生命就停止了。英雄只能出于草莽，最鲜活的东西永远是在民间。因此我有三不吃，第一大规模连锁不吃，尤其是不吃酒店早餐，第二官方钦定、推上神坛的不吃；第三门口没有老百姓排队的不吃，毕竟老马识途嘛。
那么还有什么值得可吃的呢？随行者随口说出一大堆，什么岐山面、裤带面、酸汤面、肉夹馍、灌汤包......但我觉得都不满意。于是，便毅然决定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带着他们四处去找。
终于，在一条老街的一座破门楼下，我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，阵阵肉香自店中飘出很远。走近再看，原来卖的是水盆羊肉，虽然简陋，但食客盈门。我马上意识到这里一定有料，就是它了。
果然不出所料，一顿饭吃下来，连几个西安人都纷纷叫绝，汤鲜肉嫩，配伍精致，白饼酥软，藠头出味，再佐以关中特有的油泼辣子，真叫一个回味无穷，终生难忘。
吃完我问这个老板，这道水盆羊肉为什么这么好吃？不料，老板的一席话却引出了一段故事——西安的一锅羊肉汤超过了整个美国的历史。
这位老板姓马，叫马尕娃。他说，除了用料讲究之外，主要还是因为家传的一锅老汤，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。话说，当年左宗棠平西北，从陕西打到宁夏，再到甘肃，对西北回民来说，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变动。
在这个变动发生以前，陕西各县，特别是渭、泾、洛三河流域，是我国回民的一个主要集中区或杂居地，但自这以后，改变了历史上陕西民族成份的原有面貌。
马尕娃讲，那个时候他们家作为回民四处逃难，大户人家背的是金银细软，而他们家的革命传统则是什么都可以舍弃，唯有那锅熬了数百年的羊肉汤不能丢掉，因为他们始终坚守一个朴素的道理，民以食为天，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，要吃饭就不愁没有生意做。
后来，动荡终于过去，人们开始安定下来，城市慢慢开始恢复繁荣的景象，饭馆的生意也随之兴盛起来，他们家的水盆羊肉因为有这锅老汤的神助，于是很快便吃客云集，远近闻名了。
时隔数年，这次我又来到西安，再次寻访这家经营水盆羊肉的饭馆时，遗憾的是因为城市拆迁，已经难觅他们的踪影了。后来，他们便带我去了回民街另外找了一家水盆羊肉店，吃过以后不禁感叹，已经找不到当年马尕娃的感觉了。
马尕娃的老汤让人难忘，今日之陕西，不也正是那锅老汤吗？千年的凋敝反而让这锅老汤浓缩到了极致，随便舀出一勺，都能震惊世界。十多年前我们舀出一勺，变成曲江新区、大唐芙蓉园、皇城复兴计划，打造了闻名天下的曲江模式；四五年前咸阳市礼泉县的村民舀出一勺，成了风行全国的袁家村美食；今天抖音舀出一勺，一场“西安年·最中国”的活动，让西安一夜间成为人相竞逐的网红城市。
如今，西安人口正式突破一千万，已经晋升为超大型城市，作为一带一路的起点与枢纽，也是大西部战略的支点，无数机会纷至沓来，国家中心城市、丝绸之路等利好政策，正是国家对西安的无限期待。
与此同时，西安强大的虹吸效应，使其他市相形见绌，这当然也正常，西安作为省会，西北的中心城市，一城独大使其历史地理发展的必然，但如何让满天星斗不至于淹没在一轮明月的光辉之中，既是西安引领、带动陕西发展的责任，也同样是值得其他地市乃至省里思考的课题。
尽管已经多面开花，但一个区域的发展还是要讲究唯一性、权威性、排他性。陕西真正的长板还是文化。
所谓阅古而通今，而最能代表昨天中国辉煌成就的，绝不是文化虽然灿烂，但弱不禁风的宋；也不是虽有市民生活丰富、经济发达，但宦官专权，党争纷起的明；更不是蒙满政权入主中原的元和清。
能代表昨天中国成就的到底是谁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周礼、秦制、汉习、唐风。
多少年来，陕西一直是灰头土脸的代表。但今天的中国，聚焦了全世界的眼光，谁也说不清中国到底是什么，从哪里来？又要到哪去？
正如文章开头所言，千百年的沉重，压的陕西人喘不过气来。但越是沉重，越要推陈出新。
今年国庆，西部三市西安、成都、重庆均受到热捧，游客人次上千万。旅游收入也连创新高，我们有幸深度参与过这三个城市的战略策划，也对于这种火爆有更加深刻的认识。这个现象再鲜明不过的宣告着大消费时代的到来，也标志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内生性。
今天西安的火爆，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更是陕西的缩影。这片黄土之上，有写不完的文章，做不完的课题，皇城复兴不再是昔日自娱自乐的过家家，也不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，而是明天的奶酪。
陕西这锅沉淀千年的老汤，还有太多故事可以挖掘，随便舀一勺，就足够生猛鲜活，震惊世界。关键在于，陕西，准备好了吗？